她(他)為什么殺人? ——蔣愛珍與張扣扣(兩案) 比較分析之“六問”

她(他)為什么殺人?
——蔣愛珍與張扣扣(兩案)比較分析之“六問”

19日傍晚,蕭山機場回紹興的路上,坐車一般不打瞌睡的我猛地想起了蔣愛珍案,在腦海里與張扣扣案反復掛鉤。然后不斷紛亂地醞釀,包括洗澡時,直到坐下來敲鍵盤。比較分析綴以“六問”,主要從傳媒角度考慮,這六個方面在邏輯上可能有些問題,即相互間有包容交叉關系,并非純然的并列遞進關系。且行文倉促,不作系統的文獻梳理,以半論文半雜文的體裁示于人。

一問:時代之別是否影響案件處理?

蔣愛珍案發生于1978年8月29日。審判從當年持續到1985年。

案發時,中國法制藍圖幾乎是空白,《刑法》、《刑事訴訟法》尚未誕生,正在孕育中,主要適用《懲治反革命條例》等單行刑法,罪名多冠以“反革命”前綴,不典型的“犯罪行為”則由法院自造罪名,如“惡毒攻擊罪”、“抗拒改造罪”。蔣愛珍槍殺的3人(另1人躲過了子彈)是新疆生產建設兵團一四四團醫院的醫護人員,屬于革命干部,當時被評為“烈士”,蔣愛珍被一審判死刑的罪名即是“反革命殺人罪”。

當年,“左”的社會氛圍和思維方式根深蒂固,全國各地的派性斗爭仍然硝煙正濃。矛盾的另一面是,不唯廣大人民,還有一大批最早覺醒的領導干部和知識分子,開始對極左進行認真反思,對民主與法制大聲呼吁和積極規劃。

審判之初,黨委可以討論和決定案件?!缎谭ā?、《刑事訴訟法》頒布后,1979年9月9日,中共中央發布中發﹝1979﹞64號文件——《關于堅決保證刑法、刑事訴訟法切實實施的指示》,自此,形式上取消各級黨委審批案件的制度。

蔣愛珍時代,人民群眾自發關注時政和熱點案件,度量的尺子是樸素的正義感,公共討論少有精致的個人動機和復雜的利益糾葛。

張扣扣案發生于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法制體系已全面建成、法治建設正在路上的新時代。法律人隊伍中,實踐技藝高超的不乏其人,自然理性闕如的大有人在。律師的人數從1979年的212人,發展到40年后的42.3萬人。人民刷屏的熱情大大地高于閱讀黨報和其他紙質讀物,自媒體的影響力已無法阻擋。公共討論看似熱烈,無心(“底線共識”)無序的弊病卻如影隨形,站隊、撕裂、叫囂、發泄的因子充斥于互聯網。

二問:她與他誰更值得同情?

蔣愛珍大姐,1956年生,紹興人,1972年初中畢業,跟隨三哥蔣根土到新疆生產建設兵團,任石河子農四師一四四團醫院護士。1976年入黨,因為表現突出,很快被提拔為醫院黨支部委員兼團支部書記。

醫院黨支部副書記張國政與蔣根土是戰友,受蔣根土囑托,張國政在日常工作、生活上,對小蔣確實比較關心和幫助。

張國政有黨內的“對立面”,醫院粟副院長和黨員謝世平、鐘秋夫妻,黨員李佩華、戴淑芝夫妻,一四四團團長馮俊發、副參謀長楊銘三等等,都是張國政的“反對派”。

蔣愛珍身高165厘米,長得漂亮,熱情大方,什么活都能干,諸如挖塘泥、修水庫、摘棉花、打獵,也不乏幫男同志縫縫補補的溫柔。她曾經跟隨張國政等人上山打獵,是打靶、打獵活動中表現出來的優秀射手。

蔣愛珍準備于1978年3月18日,回江南水鄉探親。17日晚,張國政等人來蔣愛珍宿舍探望。謝世平、李佩華等人預謀“抓鬼”(捉奸),謝進入蔣愛珍宿舍,未發現張國政。知道同事的意圖后,蔣愛珍非常氣憤,跑去找張國政匯報,張國政于是二進蔣愛珍宿舍。這就是鬧得沸沸揚揚的3·17事件。

在那個年代,一個未婚女青年被人潑上“亂搞男女關系”的臟水,是非常致命的。蔣愛珍曾經為此絕食3天,后來經醫院診斷,患了精神分裂癥。

3月30日,團黨委派工作組進駐醫院,調查3·17事件。組長是分管醫療衛生的團副參謀長楊銘三。4月6日,團長馮俊發到醫院,掀起“揭批查張國政”的運動。醫院內部,凡是為蔣愛珍鳴冤叫屈的,都被打成“保張派”,靠邊站。

蔣愛珍一直“相信組織”。8月5日,工作組宣讀對張國政的審查材料,對3·17事件作肯定性介紹。8月6日,蔣愛珍找團長馮俊發申訴,聽到的是“有則改之無則加勉”的“哼哼哈哈”官話,又向石河子地區(農四師)駐一四四團的工作團團長反映,對方也滿不在乎。8月26日,工作組主持醫院黨支部的整黨會,會上指責蔣愛珍“裝瘋賣傻”,要求醫院對蔣愛珍作婦科檢查,張國政的“反對派”對蔣愛珍極盡侮辱、嘲笑、挖苦之能事,有的用了下流的語言和手勢比劃。醫院黨支部書記等人對工作組提出異議,并提醒楊銘三“要慎重下結論,不然會出大事!”,楊組長和“反張派”不為所動。

26日到28日,蔣愛珍夜以繼日地寫申訴書、遺書,決定“跟他們拼了,拼一個算一個,拼兩個賺一個”。29日,借當天由民兵排安排打靶發給槍支的便利,蔣愛珍裝上打靶、打獵留下來的8顆子彈,槍殺了李佩華、戴淑芝夫妻和鐘秋,鐘秋的丈夫謝世平因兒子推說“爸爸不在家”而躲在床底下,逃過一劫。另一名參與“抓鬼”的醫生跑得快,躲過了子彈。

一四四團200多人圍住了蔣愛珍。在場領導曾經聯系公安局,要求派神槍手來對付蔣愛珍,先擊傷再制服,因故未成。張國政先是吃驚,“小蔣,你怎么會這樣?”,繼而勸說,“你不為自己考慮,也要替你父母哥嫂著想??!”蔣愛珍退到廁所邊,被一個病人抱住后,自動放下了槍支,放聲大哭!

蔣愛珍是被誣陷、被迫害的“弱女子”,又是用極端方式奮起反抗的“烈女”。

張扣扣在報復殺人的22年前,系陜西省漢中市南鄭縣人民法院(96)南刑初字第142號王正軍故意傷害案的間接被害人。直接被害人是他的母親汪秀萍,只不過“父母之仇,不共戴天”——子夏問于孔子曰:“居父母之仇,如之何?”夫子曰:“寢苫枕干,不仕,弗與共天下也,遇諸市朝,不反兵而斗?!边@個傳統倫理,到現在還有多少值得“有所保留”的價值?

少失怙恃(父怙母恃),畢竟也是人生至痛!張扣扣當年的“被害”,可能主要是心靈上的創傷。在他看來,王正軍被判處的刑罰過輕,王正軍一家又未予足夠的賠償,也未予真誠的道歉和其他精神上的撫慰,王家的殺母之仇,焉能不報?

三問:兩案的被害人誰更需要譴責?

蔣愛珍案被害人的主要過錯在于,犯了“誣陷”、“侵害人身權利”(當時的說法)罪!

不誣陷他人,既是道德底線,也是法定義務。誣陷他人可恨可惡,誣陷者招來殺身之禍,部分咎由自??!眾所周知,一個清白的人被誣陷被批斗,有時比死還難受!極左年代一浪高過一浪的“揭批查”、“批斗”運動,讓多少人“與其受辱,毋寧死!”

被蔣愛珍槍殺的李佩華、戴淑芝、鐘秋3人,后來有否被取消“烈士”的稱號,目前看不到史料。

楊銘三后來被追究“瀆職罪”,病死于獄中。馮俊發被“監視居住”,后來被“不起訴”,亦病死!謝世平被追究“誣陷罪”,考慮到其妻鐘秋已被蔣愛珍槍殺,司法機關對其“免予起訴”。

張扣扣案的被害人王正軍是22年前故意傷害汪秀萍致死的加害人,一同遇難的父親王自新照張家人的說法,是教唆兒子王正軍行兇的人。王家大兒子王校軍不在22年前的案發現場,其被張扣扣殺害完全是無辜的。王家人可譴責的程度,主要取決于(96)南刑初字第142號王正軍故意傷害案的處理有否不公:是否遺漏了“共犯”王自新、王富軍,是否量刑過輕,賠償是否積極足額?同時也要看王家人的案后表現,是否對張家人表示過真誠的歉意,并有過善意的幫助?

范忠信教授提出,如果王家人實行“避仇移鄉”,就不會有張扣扣手刃三人的慘劇發生。我以為這個要求(建議),不容易實行!但是,王家人應該有如何避仇或者化解仇恨的意識和行動!

必須指出的是,讓漢中市中級人民法院來自查(96)南刑初字第142號王正軍故意傷害案的處理有否不公,公信力高不到哪里去!

四問:她與他誰更罪大惡極?

單純從危害后果考量,蔣愛珍的罪行并不輕于張扣扣。

槍殺三人與手刃三人,工具有別,后果則一。蔣愛珍的報復對象是限定的,三名被害人都是誣陷她、逼瘋她的人。張扣扣的報復對象也是限定的,但王校軍顯屬無辜,“殺我一人,滅你全家”的復仇觀,即使放在遠古,也是不被一般人認可的。

張扣扣多了一條罪名——“故意毀壞財物罪”,這是他復仇欲無限膨脹的結果。罪后,張扣扣從未向王家人表示過一絲悔意。蔣愛珍則在獄中帶信出來,表示愿意照顧被害者家中的老人,要求釋放因參與誣陷她被捕入獄而身患絕癥的人。蔣愛珍后悔不該這么早就對組織絕望,而應該繼續向更上一級組織反映求援!

從個人品格看,蔣愛珍只有閃光點而無任何可指摘之處。不過張扣扣也無任何劣跡丑行,只是少了蔣愛珍身上的一些光環而已。公訴人高調地指責張扣扣“對自身能力認識不清,遇到挫折后不從自身尋找原因,反省自身的短板和不足,沒有通過改變和提高自我來適應當下的競爭環境,反而好高騖遠,一蹶不振”,多少有點“站著說話不腰疼”的味道!

如果張扣扣22年來照公訴人指引的去做了,成功了,搖身一變為巨賈,頭頂人大代表、政協委員的光環,雇兇報復殺害王家人,這種有錢人的犯罪手法,多半會使得案件不易破獲,如是,他的惡性是大了還是小了?

是故,張扣扣的主觀惡性,明顯大于蔣愛珍,至于是否“惡極”到了非處極刑不可的程度,在學理上仍有一定的探討空間!

五問:傳媒的力量今昔有何對比,傳媒與司法的關系當如何理順?

1979年10月20日,《人民日報》刊發《蔣愛珍為什么殺人》的報道,分“緣起”、“發展”、“調查”、“絕望”、“拼命”、“余事”6部分,加了“編者按”,由是,蔣愛珍案轟動全國。

實際上,此前的8月18日,在《宣傳動態》第28期,已經刊登了《一個女青年為什么開槍殺人》的材料。時任中宣部長的就是敬愛的胡耀邦同志。公安部副部長凌云看到這個材料后,指示在9月4日的《公安工作簡報》轉發這篇文章,而且也加了一個編者按。而《人民日報》的這篇文章,形式上是對石河子地區中級人民法院王心如院長來信的答復?!巴跚嗵臁痹趤硇胖斜磉_了對蔣愛珍案的認真思考和處理意見。

《蔣愛珍為什么殺人》編者按中說到:

蔣愛珍采取殺人手段,應受法律制裁。但僅制裁蔣愛珍夠嗎?對釀成這一慘案的有關人員不應該追究責任嗎?我們從這件事汲取什么教訓?

一石激起千層浪,《人民日報》和蔣愛珍本人收到了社會各界的海量來信和討論稿。有把蔣愛珍視為張志新的,有向蔣愛珍求婚的,有主動要求參加辯護的,還有女老紅軍帶著黨證和離休證親臨石河子監獄探望的。同情、聲援蔣愛珍的占絕大多數,也有展開十分可貴的理性思考的,主要有最早復校的西南政法學院師生,他們認為蔣愛珍殺人必須受到制裁,但應該區別對待。

中共中央黨報的“威力”自不可小覷!蔣愛珍案之后,還有什么案件刊登在《人民日報》提交公眾討論的?

張扣扣案的報道當然不會從被告人的角度,出現在黨報上。然而新時代有新媒體,張扣扣的辯護人也善于利用新媒體!法學功底可以、文學筆法擅長的鄧學平律師,在自媒體上相繼發表《一葉一沙一世界——張扣扣案一審辯護詞》、《判張扣扣死刑可以,但請不要對他污名化》、《法治是社會唯一的安全出口》等文章,澎湃新聞等知名媒體緊緊跟蹤張扣扣案的審理,刊發了一系列評論文章。

大要案、名案的報道,向來是媒體所愛。從晚清《申報》等跟蹤報道“葛畢氏毒斃親夫案(楊乃武與小白菜案)”,掀起了輿論監督熱點案件的第一波后,媒體與司法的關系,就成為一個亟需理順的問題。事情其實沒那么難辦!輿論監督斷不可缺,要在設置幾條“禁令”:什么是媒體不能越過的“雷池”?泄露尚未公開的證據,編造、夸大某方面事實,預設立場試圖影響案件走向,如此等等,屬之。

正如《蔣愛珍為什么殺人》文中寫到的,“(案件)可以交群眾公議,借以教育干部和群眾?!睂狳c案件的公共討論,可以培育全社會的公民精神和法治思維,何樂而不為呢?

六問:公正審判何處尋?兼聽則明防片面!

蔣愛珍案,從一審(本文僅指第一次審判,下同)判“反革命殺人罪”,到二審改判死緩,到三審判無期徒刑,1985年才迎來了四審“定讞”—— 改為“報復殺人罪”,處十五年有期徒刑。新疆自治區高級人民法院的終審判決,幾乎得到了全國人民的一致認可,其公正性體現在“全面考慮兩種觀點的合理成分,糾正兩種觀點的片面性?!奔炔荒軐κY愛珍故意殺害人所造成后果的嚴重性估計不足,也不能只看到她殺人的一面,而沒有充分考慮她為什么殺人的另一面。

司法工作必須兼聽,兼聽則明偏信則暗。既要為被害人考慮,也要替加害人(被告人)設身處地著想?,F實生活中,加害、被害以雙方的“互動”居多,純然“被害”的占少數??紤]到案件雙方的“互動”關系,就應當全面權衡正反兩種觀點(立場),真正居中裁判。

兼聽需要信息的透明,有意遮蔽某方面的信息,造成信息不對稱,案件的處理就難以服人!黃埔軍校的籌建人之一,日后成為開國黨外領導人的L某某,他兒子的被害案,至今未能平息公議,正是因為我們看不到足夠的信息。坊間紛紛傳言,L公子被入室盜竊的駐守武警殺害,其實事出有因!——武警非為謀財害命,而是為了替可能遭受L公子侵害的保姆妹妹討得公道!這個案件,因為L公子同他老爸一樣級別的身份,疑似遮掩了真相!如果是別有用心的人刻意傳謠,有關部門早就應該行動起來,嚴肅處理造謠者,或者及時澄清,還L公子的身后清白!

余事:蔣愛珍的獄后幸福生活

1990年7月,蔣愛珍回到了江南水鄉。時任紹興市市長王賢芳,根據蔣愛珍的專長,為這個“顯可憫恕”的殺人犯安排了衛生系統的工作,蔣愛珍大姐在街道衛生院工作到退休。

1992年國慶期間,蔣愛珍與姓高的忠厚漢子結婚,育有一子,百姓生活普通而溫馨。

以我的渠道,可以見到蔣愛珍大姐本人,我也很想了解她的兵團生活和案件方方面面的更多細節問題,以及她對祖國法治建設的一些獨到認識。設身處地為她考慮,她很有可能不愿意回憶往事、觸及痛處。畢竟,普通人的生活需要安靜,她沒必要再次成為“公眾人物”,還是不打擾她為好!

祝愿蔣愛珍大姐繼續幸福的退休生活,享受盡可能長的晚年時光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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